開荒宣教精神與基督徒個人主義
一．綜論
十九世紀之來華宣教士，多是三十與六十年代英、美復興運動所結的果子。他們願意犧牲一切，為著福音的緣故，被差遣至福音未傳到的國家。他們這種獻身精神，帶著一種獨立的個人主義心態。華人基督徒多從西教士身上學了這種獨立生存的「開荒牛」思維方式。踏入二十世紀，華人宣教士也為著福音的緣故犧牲了一切，獨自去偏僻的地區傳揚真道。這種宣教精神在今天「第三世界宣教時代」，正在不斷伸延下去。
這種開荒精神，值得敬佩的是：教會著重宣教事工，及個人與主的活潑靈命。不過，負面的影響是：「開荒牛」往往不善於與其他同工或其他差會合作，宣教事工不知不覺地帶上了「地盤主義」的色彩。
二．個人主義，西方教會傳統？
這種個人犧牲精神，與順服大使命有密切關係。從司提反、使徒保羅，到中世紀的修道士、聖徒把福音帶到西歐、北歐及亞洲。現代宣教士都跟隨這二千年的傳統。
十六世紀，馬丁‧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呼籲罪人直接來到神面前，面對基督十架，接受因信稱義的恩典。人到十架面前，罪的重擔得脫落，在神面前委身為主而活，從此以後凡事榮神益人。宗教改革之後，英國的清教徒運動也呼籲人不斷地自省、悔改、為罪憂傷、立志順服神的律法。不過，清教徒的屬靈神學與當代西方個人主義大不相同：清教徒的異象，乃在建立與神立約、守約，及彼此立約的教會。他們中間一部份人移民至北美洲（1620，1630年），在新大陸建立「山上的城」（參太五14）。清教徒的「聖約神學」將個人與群體（教會）放在主耶穌的主權下。
清教徒屬靈神學影響了十八世紀德國的敬虔主義。敬虔主義看見德國教會之死沉現象，因此組織了查經禱告聚會，重新強調個人與神的關係。他們也建立了自己的社團。不過，經過了十九世紀〔如凱錫克（Keswick）運動等〕，敬虔主義傳到中國時，多注重個人靈命，少注重團體之建立。
三． 個人主義，歷史（世俗）的影響
教會內的個人主義，也受到歷史和社會的影響。美國人在一七七六年革命成功後，紛紛到（當時的）西部開荒。一七五O至一八五O年間，衛理公會和浸信會在美國的人數劇增（相對之下，公理會與長老會之增長緩慢），與當時的開荒精神不無關係。衛理公會與浸信會強調個人的屬靈經歷，及自立、自治的教會（或團契）。美國歷史學家注意到，美國人有一種個人主義及實用主義的性格，這與他們所居住的「待開發之土地」（the virgin soil）有密切關係。
開發者從東岸移居到西部（即今天美國之中西部與南部），建立新的家園、市鎮、教會、學校；十九世紀，一種溫和、親切的「鄉土文化」被建立起來了。宣教士就是從這個「鄉土文化」被差至十九世紀中國的「鄉土」社會去開荒！不幸地，兩種「鄉土文化」相遇時，因著種種的誤會而產生衝突，至今誤會仍未完全消除。
四．十九世紀中國基督徒之個人主義
〈天津條約〉（1858）、〈北京條約〉（1860）之後，基督教的宣教士開始向中國內陸傳教。他們所面對的，是一種敵視西方、狹窄的民族主義心態：當時最反對宣教士的就是士大夫與官紳之輩。宣教士最初所結的果子，自然就是與他們接觸最頻密之人士：他們的用人、廚子、祕書、翻譯員、中文老師等，還有他們醫療或教育（辦學）宣教的受惠者。這些人信了基督，很多被家人趕了出來，《暗室之后》蔡蘇娟女士是著名的例子。早期華人信徒被情勢所迫，自然成為強烈個人主義、獨立的宣教士。
中國的官紳對這批早期信主的基督徒十分蔑視，稱他們為「二毛子」，認為他們是「洋鬼子」的走狗。因此第一批的中國牧師與傳道人作出了極大的犧牲。
感謝神，無論環境多麼惡劣，福音總被傳開了。二十世紀初，華人信徒組織了宣教隊，往內地及南洋傳福音；三十年代的伯特利佈道團尤為著名。中國內地福音的需要自然要求宣教士作出極大的犧牲。
一九五O年之後，在西方、現代處境長大的海外華人信徒，學會了新一代的「個人主義」：第一代信徒多是透過學生工作、基督教學校、或青年福音工作接觸福音而信主的。現代西方之青年佈道法，多注重個人生命的意義，及個人決志信主之重要性。相對之下，全家歸主之福音策略不大發達。隨著後現代的來臨，家庭瓦解，人心破碎，向「個人」傳福音之需要日益迫切。群體之建立愈來愈顯得困難。
五．二十一世紀之基督徒個人主義
今天，華人教會已差派出數百位跨越文化的宣教士，在「10／40之窗」開荒、植堂。二十一世紀的「個人主義」又會帶上怎樣的色彩？
我們必須繼續犧牲一切，不顧代價地，將「X一代」與「Y一代」的後現代人帶到基督面前；在「未得之地」更需如此。今天的宣教士尤需要長期作戰的毅力，走當走的路，打美好的仗，至終忠心。為主捨己的精神，必須在二十一世紀傳下去！
不過，二十一世紀的宣教士同時要建立團隊合作的精神。今天，無論是西方教會或海外華人教會，上一代教會與宣教領袖都已到退休年齡，我們正在渡過一個漫長的「領袖轉型時期」。接班人是誰？他們會活出怎樣的團隊精神？這是普世教會拭目以待的。
中年的華人領袖能作青年（X一代）領袖的好榜樣，活出彼此坦誠、支持、幫助的事工形式嗎？
我們極需學習在主面前承認自己的軟弱和罪過。我們需學習作「透明人」，承認自己的成聖工夫尚未完全。X一代的青年同工，知道上一代的領袖不是完全無罪的！他們不會再接受「完全」領袖的神話。他們要看見的，是上一代領袖的掙扎、跌倒、再起來，他們要看見神的恩典在軟弱人中是夠用的；他們要看見上一代不斷地長進再長進；事奉，再事奉。
這種不斷的長進是需要別人扶持的──可能是華人，西方或第三世界的主內同工。
十多年前，蔡元雲醫生在《吶喊》雜誌中提出了心中的呼喊，「我需要弟兄！」這不是二十一世紀教會主人翁（即今天之青年信徒）的渴求嗎？